钟飞腾：新冠疫情冲击下日本的产业链调整
在新冠疫情背景下，中国之所以再度关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，主要在于疫情冲击下，日本政府提出“供应链弹性倡议”，加强产业链的安全，为日本企业返回本国提供资助。为此，不少人担忧日资是否在“去中国化”。日本自认为是“印太”战略的主要构想者，试图深化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关系，平衡中国崛起带来的潜在风险。由此就需要进一步认识日本推行新经济战略时，从地缘战略上如何加配合和拓展，日本公司对外投资是否真的遇到了地缘上的阻碍，并且做出了行之有效的反应？
2020年，日本最大的两大出口国是中国（21.8%）和美国（18.0%）。1-8月，日本对美出口萎缩24.5%，进口萎缩12.0%，从中国进口虽然萎缩5.7%，但对华出口实现了正增长。据日本《读卖新闻》日前披露的信息，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高达3.3万个，位居全球第一。因而，日本只有进一步加强与中国、东盟的经贸合作，才能实现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双重目标。离开了中国蓬勃发展到消费市场，日本企业对东南亚以及印度的投资，只能寄希望于欧美经济的复苏。然而在美国新冠疫情病例死亡数超过30万的背景下，日本企业大概率需要依托中国市场恢复增长。
从日本财务省近期公布的数据看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，并不存在在华日资企业系统性地转移和撤离现象。如图1所示，1至3季度，日本对华投资流量分别为31.1亿美元、33.5亿美元和28.2亿美元。初步计算，2020年前3季度，日本对亚洲的投资额约为341亿美元，中国约占30%，相较于2019年全年，占比提高约8个百分点。就此而言，不能得出日资撤离中国的结论。而且，从近年数据看，日本对华投资总体上呈增长态势，过去5年有3年均超过100亿美元。
在新冠疫情背景下，变化较大的是日本对新加坡投资。新加坡已连续两年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投资对象国。2020年第1至3季度，日本对新加坡的投资额分别为15.1亿美元、22.8亿美元和41.4亿美元，从而使新加坡继续保持第一大投资目的国。第2季度，日本对外投资增长部分也仍然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第3季度，日本对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投资都有减少，但唯独增加了对新加坡的投资，更加重视新加坡这个地区枢纽中心。
在印度大规模爆发疫情之后，如人们所预料的，日资企业对印度的投资大幅度减少，从第1季度的10.9亿美元缩减至第2季度的5.1亿美元，减幅大于50%。第3季度略有恢复，但仍低于对越南的投资额。因而，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之际，日本企业可以选择的投资目的地，仍然只能是东北亚和东南亚。我们似乎也可以预判，如果印度无法短期内控制住疫情，那么在疫情冲击下，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投资不可能再回到印度。由于印度的制造业水平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，印度担心开放其本国市场，印度政府想融入东亚发展圈，但总是遭遇国内保守派的掣肘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为什么印度不愿意参加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”（RCEP）。
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，亚洲在日本投资目的地中的地位有所上升。从地区分布看，第1季度，日本公司仍非常注重欧美市场，美欧合计占日本对外投资额的约62%。但欧美地区疫情大爆发之后，阻碍了日本企业投资，从第1季度到第3季度，北美占比缩减了几乎一半，日本公司不得不再度转回到亚洲市场，亚洲占35%。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，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额已显著超过对东北亚的投资额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，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额是对东北亚地区的几乎2倍。新冠疫情后，虽然有所下降，当仍然高出一半多。
除了疫情控制之后复工复产进程顺利之外，日本企业更加重视对东南亚的投资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结论，第一，日本企业并未能调动本国企业，服从于政府所认定的战略，将产业逐步搬回到日本本土，但并非日本企业单纯反抗政府命令，而是从企业层面说，日本与东亚在产业层面存在着深入嵌套的关系；第二，日本企业认为东亚地区的产业网络足够发达，只要政府应对得当，在该区域内部署产业链也可以确保基本的供应安全。后者显示出，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多年经营的经验积累。
2020年10月18日，日本现任首相菅义伟首访越南和印度尼西亚。7年前，安倍前首相第二任期首次出访，也是选择了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。越南是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，而印尼一向是东南亚事实上的地区性大国，在人口、经济总量以及国土面积上均占据优势地位。菅义伟追随安倍路线，继续强化和东南亚的合作，也是为了强化“自由开放的印太”构想，面向海洋构建日本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。
菅义伟在越南演讲时提及，日本将强化供应链的韧性，在亚洲构建能够有效抵御危机的经济，将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合作。菅义伟不无骄傲地强调，日本企业对东盟的投资是今天如火如荼的供应链的发明者，日本汽车制造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泰国开设工厂，而日本政府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给东盟国家提供资金，帮助当地发展基础设施。日本正在帮助建立横穿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和缅甸的东西向经济走廊。显然，这一方向与中国东盟构建的南北向基础设施有所不同，日本的战略构想是打通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陆上通道。从基建内容来看，中国倡议的“一带一路”与日本在东南亚正在做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中日双方也都认可需要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。但关键的不同在于，印度明确不参与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但却和日本发展日益紧密的关系。
上述基本事实，证实了本文开始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，即日本企业是全球性经营的公司，密切关注政府政策的动向，往往根据重大地缘政治事件，在地区分布上做出调整。
2012年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间断点，美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上升，日本流入北美的外资阻止了下降态势，占比在跌破29%之后，重新攀升。很多人认为，这源于中日领土争端导致的不确定性。在中日关系缓和之后，日本企业对美投资大幅度上升的动力终止于2016年。数据进一步显示，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之后，美国市场对日本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了，2019年美国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再度跌破30%，回到了2011年的水平。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原因归结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的“美国优先”策略，重构北美区域贸易协定。
与以往只是某种单一因素发生变化不同，如今是中美欧三方都在发生变化。例如，英国脱欧、特朗普当选总统、中国经济持续蓬勃增长等。进入2018年以来，日本对外投资的布局又再度发生了变化，这一轮的动力是中美的战略博弈，日本企业调整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对象是欧洲。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关系转向全面竞争，加征关税以及技术战、金融战导致交易面临的不确定性，日本公司再度转向了欧洲。亚洲和北美合计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，从2015年的63.0%下跌至2019年的57.6%，其中亚洲占比从2014年的29.2%下跌至2019年的27.8%。2019年，欧洲是日本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，占比30.4%，北美位居第二，占比29.8%，亚洲列第三，占27.8%。而仅在一年前，北美占比31.4%，亚洲占比28.3%，欧洲占比27.6%。
从制度层面看，我们可以推断，2019年初签署的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EPA），对日本企业更加重视欧洲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面对中美关系的转变时提前做了布局，用很多日本学者的话说，日本正面临着深陷中美两强争霸的危险，不得不谋求改善外部经济环境，其战略方向就是欧洲，并且日欧双方很快达成了新的制度框架，试图保障双方在不确定时代的经济交易。2020年10月下旬，日本与脱欧后的英国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基本沿袭了日欧EPA的规定。显然，欧洲仍将是日本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。
从全球角度回顾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，全球重大事件对日本投资有着深刻的影响，而日本企业也非常重视全球环境的变化，并有很强的能力适应这种变化。上述三大区域的外资轮廓，为我们讨论日本公司是否从中国撤资提供了重要的背景。只有在了解了这个基本轮廓之后，我们才能明确区分地区性的事件、双边的政治关系变化以及全球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的不同影响力。
新冠疫情后日本企业不得不重视中国市场，是否是一种长期趋势呢？如图2所示，从时间节点看，日本公司对华投资的战略，曾在2013年前后发生了重大转折。一是对华投资的存量占比达到高峰值。流入中国的日本外资占日本流入亚洲的外资的总比，从2011年的32.3%下跌至2019年的25.2%，也即从三分之一下降至四分之一。
二是在亚洲国家相关板块中位次下降，从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。2013年，中国吸收日本外资存量为981亿美元，略超过第二位的东亚四小龙，位居日本对亚洲投资存量的第一位。2019年，中国吸收日本外资存量为1,303亿美元，东亚四小龙为1,821亿美元，几乎翻了一番，而东盟4国为1513亿美元，中国的位次降低至第三位。
三是日本对华投资增速下降，远不及对新加坡、越南、印度和泰国的投资增速。在2013至2019年间，日本对越南和印度的投资存量都翻了一翻，增长至195亿美元和279亿美元。日本对新加坡的投资存量从365亿美元增长至910亿美元，为增幅最大的国家。目前，日本在亚洲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分别是中国（1,300亿美元）、新加坡（900亿美元）和泰国（778亿美元），而在2013年，日本对中国、新加坡和泰国的投资存量分别为981亿美元、365亿美元和445亿美元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虽然2012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仍在增长，但中国市场在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占比的确下降了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不能简单说从中国撤离，而是日本跨国企业更为广泛的新地区布局的展开，调整中国、东亚小龙以及东盟其他各方之间的生产和贸易关系。日本企业之所以再度深入布局亚洲范围内的各国权重，也是因为中国成为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，很多外资在地区层面的布局，事实上是由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决定的。
例证之一，日本从中国撤离的势头在2017年已经摆头回升。2015-2016年这两年，日本对华投资增量几乎处于停滞状态（流入量和流入量基本持平），但从2017年开始又恢复了，2017至2019年的流入量分别为124亿、120亿和143亿美元，仅次于流入新加坡的投资额，对华投资净增量也分别达到了110亿美元、44亿美元和70亿美元。例证之二，2019年度，日本对亚洲几乎所有地区的投资都是增长的，但对东亚四小龙和泰国的投资有所下降，下滑速度之所以比较大，主要是韩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日本对韩国投资减少了20多亿美元。例证之三，日本也比以往重视对资源性国家和消费市场的投资，从近年来日本对外投资的流量增幅看，最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，2019年比2018年增加了50多亿美元，其次是中国，增长了约24亿美元。
20年前，日本企业就很重视中国市场，不过实事求是的说，当时的中国总体上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，吸纳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，尚不够资格成为日本产业和跨国公司的主要挑战者。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，2001年底入世之初，中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，也就日本人均GDP的3%，中国经济总量也不大，刚过1万亿美元不久，只占日本的30%。
站在2020年这个关键时刻，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3.5倍，沿海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规模中产群体，这是哪一国企业都无法忽视的存在。新冠疫情后，中国经济总量预计占美国比重将达到四分之三，超过了历史上日本占美国的比重。因而可以预计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仍将更加突出。在塑造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之际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日本外资在亚洲的布局调整，同时，国际资本也需要调整思维，从更加宽广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，以及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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